跨入2017年，
徐中玉先生又“长”了一岁，
103岁了。
然而，
他却一点儿也不像103岁的长者。
他 还要走。送别来访者要走到楼梯口；去长风公园，一级级走到楼底，才坐上轮椅，遇到老友——公园门口的熟人们，扬手热情招呼。
他 还要读。保姆阿姨说，他路过什么店，看见飘扬店招，或者门口贴的对联，甚至看见别人手里拿的书，他常常要停下来，念一念，笑一笑，就很开心。
他 也还要笑。那永远年轻且“挺拔”的笑容，不长皱纹。有位作家曾如此感慨形容：“那就是灿烂！”
为学 ： 无用之用，最终有用
1934年，19岁的徐中玉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 彼时的山大，校长杨振声，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外语系主任梁实秋，人才济济，大师云集。梁实秋先生著有《酒中八仙》，记述当时一干旧友的风雅逸事。徐中玉与叶石荪先生最为亲近，越近晚年，提及叶石荪先生的次数就越多。
后来出了名的“徐中玉的卡片”，正是受了叶先生的影响——他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做卡片，那是上叶先生的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被训练出来的“习惯”。两张纸黏在一起，一张卡片上能写两三百字，然后按问题分门别类，放在抽屉里。做卡片的好处是什么呢？徐先生解释：“首先，抄写过程是记忆过程，做过卡片后印象很深；其次，卡片分类过程是思维整理过程，这就训练了思维，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材料丰富，写出来的文章有大量的实例引证，才能有说服力，没有资料积累写不出有价值的文章来，言出无据就信口开河，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
先“反右”后“文革”，20多年间，徐先生被剥夺了研究、写作的权利。逆境当中，他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700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1000万字”。“文革”时候抄家，两三千万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门口，没人理会。徐先生偷乐：“其实它们才是我的宝贝呢。”这些造反派抄家也不要的“无用之用”，最终还是有用的——因为丰厚的学术积累，他顶着“右派”的帽子还被选入了《辞海》编辑组，后来所编著的许多作品，很多都得益于这些卡片。
那些发黄的几万张卡片，几乎成了岁月的说明书，默默诉说着先生曲折多舛的人生历程。
为师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方智范，在多年后，仍“怯怯”地回忆自己跨入华东师大的大门时的情形：“那是1978年的7月，天气炎热，我们几个获得研究生复试资格的‘老’考生，在系办公室的老平房里，接受面试。
面前坐着一排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中间一位，主持这场面试的，就是我从学生时代已闻大名的徐中玉先生。考试采取抽签的办法，我抽到一道关于元人散曲的题目，因为没有读过这支曲，先自胆怯了几分；先生连连发问，我心中一慌，更加语无伦次，额头汗珠淋漓，拼命挥动手中的折扇，却毫无用处。我只得回答‘没读过’，先生一笑，就此放过了我。后来我被录取了，但从此在系里见到先生那挺拔威严——当然是‘威而不猛’——的身影，头脑中就会映出面试时的尴尬一幕，顿时生出几分畏惧心来。”
许多学生，亦对徐中玉先生有相似的印象——如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形容，那是对君子的一种礼敬。
南帆眼中的先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至于盼望已久的“名课堂”是这样子的：“油漆剥落的地板，几架子书，一张不大的老式书桌，一摞一摞的学术杂志，徐先生的书房一直如此简朴。几个研究生坐在沙发上，每人捧一杯热茶，上课就开始了。徐先生的课多半是引导我们围绕某一部著作，进行充分的讨论，见仁见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互相争辩。徐先生从来不限制学生的思想。”
在那时的校园里，很多同学看见过，徐先生拎一个包，一路带风疾行，犹如神行太保。在教授殷国明看来，那几乎等同于“一路小跑”：“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徐先生瘦高嶙峋，行步如飞，再加上那独特的走路姿态，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他有如此的身姿精神。”
为教 ：以文化人，发古启今
“做一个为学生敬重的教师不易，做一个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更难。而徐先生能从教育的本质看待各种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执著追求，置毁誉于度外。《大学语文》现在已是一门尽人皆知的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解放前曾名为‘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从此整整中断了三十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倡议，于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把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推向全国。”
曾经，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没有这个课程，导致了大学生失去了解我国自身文化的机会。而在先生心中，“以文化人，发古启今——此为人文”，他力图以这一课程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熏陶滋润，提高对国家、社会的热爱与责任感，成为有思想、有热情，求真务实的人才。
于是，他为教材定下的宗旨是：一、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和写作水平。为此，《大学语文》 教材打破了按文体编写的惯常体例，改为提炼若干人文专题进行编排，所选又多为中外文质兼美的文学名篇，突出人文教育这根主线，更有时代特点。
30余年后，面对“军功章”——《大学语文》目前已经修订了十版，至今起码发行了3000多万册，受益人群更是无可计数，更无可计对嘉惠后学的影响……徐先生在给友人的信里依然清醒、谦逊：“很多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将大学语文的学科发展不断完善起来……到现在不能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方法已经很合理了。老实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教学的方法上，毛病还是很多。”早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大学语文》，修订却可能在永远未完成的状态。只因先生反复强调，“兹事体大，责任很重”。
为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013年11月7日下午，徐中玉先生在阳光明媚的书房里，迎来了当年他的关门弟子（86级硕士研究生）张建永、李裴、吴炫、朱桦、谭运长。百岁的徐先生，又给他们上了一堂意义独特的课。
五杆烟枪如同当年一样吞云驾雾起来，徐先生还频频给他们散烟。那是“红双喜”吧？对于先生来说，烟就是烟，无所谓牌子名头，就像穿衣吃饭，能普通则普通，“穿暖了，吃饱了，除此不做要求”。他在生活上的节俭，与在工作上的勤奋与不懈努力，恰成鲜明的对比，也与他对待他人与社会的慷慨大度，恰成鲜明对比——那之前，他刚刚捐给了母校五万本个人藏书，以及差不多是一辈子积蓄的100万元，成立了中玉教育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继续学业。
先生曾多次提起过，他出身清贫的中医家庭，以两个姐姐的辍学，给袜厂摇洋袜,才得以勉强上了师范学校，其间还去做了两年小学老师，才结存了上大学的费用。他叹及：师范科正是穷人子弟接受教育的“方便之门”。即便百岁高龄，他仍不忘为后来者把这“门”再尽力推开一点。中学、大学皆为先后同学，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又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友钱谷融先生，每每提起徐先生，从来都是赞不绝口：“教书育人”、“道德文章”！
“反右”时徐先生被批判，钱先生劝他不要一味硬顶，硬顶无益。但徐先生却答：“我横竖横了。”到了会上，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时，他都据理与之争辩，以致后来被定为“极右分子”。即便如此，徐先生还是不“悔改”。动荡岁月中的一次批孔大会中，他听了一些发言后，忍不住站出来称赞孔子是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结果被当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又遭批斗。
他正色言之：“我就是不怕那些混蛋”。那其实是一种九死而不悔的人生表态——不遮掩，不迂回，不屈就，那也不仅只是语言的风格，更构成了一种人生姿态与精神风骨。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徐先生便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
其实，这正是先生口耳相传的“长寿秘诀”，但在所有“取经者”看来，这不也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之所在吗？
记者手记 ：他的笑里有阳光
去年中秋节那天，我带着两盒月饼，去探望两位年高德劭的老师，102岁的徐中玉先生和98岁的钱谷融先生。先去徐先生家，依旧是老楼、老房，连装修都没有过。踩着吱嘎作响的木楼梯，上达三楼的老地方，还未敲门，门就自动开了。可能因为事先约定了探访时间，也可能因为木楼梯放大了我的脚步声。更让我吃惊的是，徐先生就侧立在保姆阿姨的身后，那样笑着……
前不久的一天去拜访先生。那是一个灰暗冬日的午后，我在他的笑里，仍然看到了太阳，在窗帘的后面，在书本里，在他的寒暄里。
我说：“先生，您好。”他笑着说：“我不好，我还要再努力；你好！你好！”
他的书，几乎布满了所有的房间，就像他的笑容，也就像阳光：使来者受到的都是鼓舞！
徐中玉谈治学：
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
我以为古代文论的特色之一，是尚用。古代文论对文艺的作用认识得很全面，大至经国济世，小至愉悦身心，都有人谈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兴观群怨”中的“怨”字，有两种“怨”，一种是“为民请命”式的，一种是个人“叹老嗟卑”式的。前者是伟大文艺家的共同追求，后者的品格不大高，但“不平则鸣”，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发愤著书”、“穷而后工”都跟“怨”密切相关，这种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特色之二，是求真。求真有两个方面：反映客体要真，抒写主体也要真。客体的真不能限于表象，而应写出它的精髓。主体的真还要涉及主体的人品，人格卑下的人能指望他写出真正的好文章吗？人品重于文品，也是古代文论的一个特征，我认为它就是从主体要真，这一点生发出来的。
特色之三，是重情。刘熙载说：“文，心学也”，古人早看出文学是以情动人、以情感染人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作用比疾言令色的说教要深广得多。文学作品可以说理，但说理也得寓理于情。
特色之四，是重简要。要言不烦，使人举一反三。“辞尚体要”是古代文论反复强调的，《文心雕龙》不过3万字，已经是古代文论中最成体系的“体大思精”之作。随笔、杂记、题跋、序引、曲话、小说评点等书中的零星记录，往往一语道破天机，闪耀着艺术感知的灵光。
特色之五，是形式多样，本身即为艺术品。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司空图的《诗品》，或为诗或为赋或为骈文或为四言句，不仅说理精深微妙，而且本身就是难得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可贵的。特色之六，是艺术辩证法异常丰富。一与多、远与近、难与易、厚与薄、多与少、形与神、景与情、有法与无法……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关系。
古代文论中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及其细致的运用，其深刻的哲理内含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当然，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绝不止我说的这几点，我只是就自己的认识谈一谈。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个极为丰富的宝库，其中还有极多的宝贵东西可供挖掘，我们的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
古代文论绝不是书斋中的学问，需要面对文学现状，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我在研究古代文论的时候，往往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通了古今来谈，希望对现实有所裨益。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只是“书斋之学”，只是纸上的空谈。
比如我的《论“无胆则笔墨畏缩”》就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创作领域的战战兢兢、不敢放言有感而发，认为叶燮所谓的“识明则胆张”是创作自由的最佳注脚，希望大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创作真正自由的作品。又如我在《论“言必中当世之过”》中认为苏东坡提出的“言必中当世之过”是救时济世的良药，因为他不仅要求作家作品对种种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进行批评、揭露，更重要的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以纠正错误，医治国家社会的毛病，为人民谋福祉。
《“惊四筵”与“适独坐”》这篇则是辨析和议论“惊四筵”往往不如“适独坐”的原因，前者如大跃进时的“放卫星”，动辄号称亩产五万斤十万斤，引得一片叫好，事后却发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后者则因为用平静、朴质的语言道出真实的道理，不追求虚假的效果，可能一时得不到好评，却能经得起检验，最终得到首肯。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哗众取宠的言论和作品不该瞎捧场，不该人云亦云，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的体系，或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或服膺五光十色的主义。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不能一概地否认、排斥。但由于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起到开拓、深化的作用，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将之奉为金科玉律。没有一种理论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文艺研究不能搞教条主义。更何况一种学说往往因急于构成体系，忽视或抛弃了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这也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这里，我愿意再次强调兼收并蓄的重要性。
兼收并蓄就意味着要博览群书，研究文学理论不能不读文学作品，不能毫无创作体验，也不能只读文学理论的书籍，哲学、历史、心理等知识都不可或缺。兼收并蓄也意味着要向外国学习。研究生阶段我研究的专题虽是宋代的诗论，但我仍同时读了莫泊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虽然看得毫无系统，但仍觉得颇受益。在理论方面，黑格尔很有逻辑，也有许多深刻的见解，我愿意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歌德的谈话录就亲切舒畅得多，歌德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他们的并存很有意味，用不着给他们强分高下。
【人物介绍】
徐中玉，1915年生，江苏江阴人。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主编并开创《大学语文》教材和课程。著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学习语文的经验与方法》、《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美国印象》、《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 等。2013年，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4卷700万字，是目前这个领域的权威著作。2014年12月,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2013年11月8日，校长陈群向徐中玉（右）颁发捐赠证书。当日，徐中玉在我校庆祝百岁寿辰，并向曾经工作过的华东师范大学捐出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用于帮助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
转载来源：微信号“解放周末”
作者系华东师大中文系80级校友徐芳，徐芳曾在夏雨诗社任主编、指导老师，写作教研室副教授，现为解放日报高级编辑，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 | 张芷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