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知识分子就有了把自己当作社会正义的最终裁判者的悠久传统。[1] 尼采（Nietzsche）最有力地尝试了这种自我加冕：“真正的哲学家是指挥官和立法者：他们说，‘因此它应该是’（thus it shall be）。他们率先决定‘人类该去哪以及有何目的’（Witherand For What of man）……他们的认识就是创造，他们的创造就是立法，他们对于真理的意愿就是对于权力的意愿”（Nietzsche 1990 \[1886\]：136/#211，尼采本人的强调）。
即使我们假定知识分子在任何社会系统中都是不可能被腐蚀的（他们不会故意歪曲他们对社会系统的判断），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系统（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最终裁判者也会带来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经验层面的，即知识分子也可能是错的：如果受众有可能受到错误意识的支配，那么知识分子就不会受到错误知识的支配吗？如果知识分子无法排除他们的知识也可能是错的这一可能性，那么知识分子何以要求受众听从他们“更高明的”阐释呢？

第二个难题既是逻辑层面的也是道德层面的，因此也更致命。从逻辑上讲，当知识分子发布法律和命令时，他们就不再是社会批评家了。批评理论或者进行社会批评实际上是与现存权力结构唱反调——尽管，而且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也生活在权力结构之下。因此，理论【或者把理论当成实践而践行（practicing theory as practice）】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是一种旨在——在权力最为隐藏和潜伏的地方——揭示和削弱权力的斗争”（Foucault 1977 \[1972\]：208）。故而“哲学家，必然作为一种明天及后天的人，总是发现而且不得不发现他与他的今天相冲突：他的敌人总是今天的理想”（Nietzsche 1990 \[1886\]：137/#212，尼采本人的强调）。
然而，作为统治者或立法者，他就不可能是为明天——或者更准确地说，明天的明天——而活的人，因为他不可能批评他刚建立起来的秩序，或者至少不能毫不犹豫地去批评：他不可能同时既是统治者和立法者，又是秩序的批评者。只有投入到反对“今天的”权力的“永恒的斗争”中去（Connolly 1993：374-5），一个人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社会批评家。[2] 如果知识分子承担起履行社会批评的责任，那么他就必须“一直”与受众站在一起，反对权力。

从道德层面讲，假定受众确实听从知识分子的阐释。难道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也在统治着受众？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若在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中，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自任的）社会正义的最终裁判者，那么他的角色又是什么呢？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完全不对社会事实做规范判断呢？[3] 不是，答案恰恰相反。尽管知识分子应该克制把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他们也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去根据自己最好的判断来做出规范判断。具体说来，知识分子应该担负起五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为受众理解他们的环境提供工具（经验的和理论的知识），以使受众能够获得“真正的意识”从而能够识别其真正的利益。正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所言，“把我的书当作指向外面世界的一副眼镜；如果它们不适合你，那就去寻找另一副；我把它留给你去寻找你自己的工具——为战斗而必需的工具”（引自Foucault 1977 \[1972\]：208）。[4]
因为不公正总是存在，所以第二个任务就是对现有制度安排或系统提供直接的社会批评，但又不把这些批评强加给受众。无须多言，这些批评有可能就是潜在的反意识形态进而推动未来由下而上的（受众发动的）制度变迁从而解决现存的不公正问题。[5] 这里，知识分子的政治格言必须是“批评貌似中立和独立的制度运作；以这样一种方式去批评它们——揭露总是在制度中暗中运作的政治暴力，从而使人们可以打倒它们”（Foucault, quoted in Flyvbjerg 1998：102）。因此，“所有社会科学都应是某种批判理论”（Giddens 1979：6），所有社会科学家从根本上讲都必须是某种批判理论家。用萨特有力的语言来说：“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引导人们关注革命的原则”（引自 Kirtzman 1988：xiii）。

第三个任务是说服统治阶级，使其相信改革是有利于自己（以及受众）的利益的，并且协助统治阶级在必要时进行改革。这里，知识分子必须抵制简单化的拒绝改革的诱惑（例如Deleuze，引自Foucault 1977 \[1972\]：208-9）。[6] 如果保守主义意味着拒绝改变，那么支持改革就不是保守主义。同时，支持改革也不是激进主义。[7] 社会批评并不意味着进步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起义和革命，因为社会福利可以通过改革而得以改善，包括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且自上而下的改革应该更值得选择，因为一般而言它比自下而上的起义的成本要小。
如果统治阶级抵制受众要求的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必须准备好与受众合作来推动变革，并且准备好在必要时成为革命者。在某种情况下如果革命变得绝对必须，那么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仅仅让人关注革命的原则、继续做着冷淡的“眼镜提供者”就远远不够了。此时，知识分子必须投其全部精力以服务社会运动——不仅仅要为运动提供反意识形态，同时如果有所需要，也要提供政治创业活动和领导力。不过与此同时，若其所支持的社会运动看起来不像要改善受众的社会福利——这或是因为运动变得过分暴力或是因为运动被一撮只考虑自己狭隘利益的人所篡夺——那么知识分子也应该对这种运动加以批判。这是知识分子的第四个任务。

最后，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受众。因此，他们也必须就其在特定权力结构下的福利做出规范判断：权力关系是便利了还是阻碍了知识追求？毕竟，尽管统治阶级和（有些时候的）受众通常并不真的认为知识分子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只要知识分子提供理解社会的知识，那么知识分子的存在对于社会（包括统治阶级和受众）的利益而言就还是有益的。

完成这五个任务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知识分子也会被引诱或威胁。统治阶级会用权力、金钱、名声和威望来收买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会认为只有他们才握有终极真理——这通常表现为知识分子声称他们揭示了铁律和/或预见了历史的必然性，这种诱惑也是很强烈的。此外，还有一种简单的观点——通常是冲突学派的追随者含蓄地持有这种观点：所有的权力运作（所有现存的制度）对于受众的福利（因此也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而言都是有害的。最后（可能也是最令人沮丧的一点），知识分子有可能既被受众又被统治者所拒绝。然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只会承担起这五个有时非常困难且不受欢迎的任务——如果他们还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

相关注释：

[1]毫不奇怪，所有关于制度和正义的乌托邦主义都需要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而非以受众为中心的正义法式：从未有乌托邦主义者曾经考虑让受众判断他们自己的福利。因此，涂尔干（1984 \[1893\]）谈论失常的和病态的分工，把雇主和雇员间的冲突（和利益冲突）当作失常病症来加以哀叹。但是他用以区分正常与失常的解决方案却并非科学家所理解的那种科学（Durkheim 1982 \[1895\]：86-7）。类似地，哈贝马斯谈及允许受众在公共领域讨论正义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许多工人阶级的市民并不享有进入公共领域的那种奢华和权力。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当作所有其他阶级的社会正义的唯一评判者。

[2]尼采故而难以调和他所规定的知识分子的两种立场。

[3]很多人显然相信如此。所以，对一个理论或理论家来说，最致命的批评往往是说该理论或理论家做了规范判断。参见海（1997; 2002），卢克斯（2005），以及海沃德（2007），他们进行了有趣的辩论。

[4]有鉴于此，福柯确实犯了没有提供“区分可接受的权力与不可接受的权力的规范标准”这样的错误（Fraser 1989：33; 另见Bevir1999：71）。

[5]拉坦（Ruttan 1984）指出社会科学（对于拉坦来说，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制度变迁提供知识，尽管他心里可能主要想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6]这里，德勒兹设法曲解了改革和革命的含义。

[7]遗憾的是，知识分子通常依赖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来质疑彼此的建树。因此，哈贝马斯（1981）和沃尔泽（Walzer 1986：55）分别给福柯贴上“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和“改革主义者”的标签。

作者简介

唐世平，2009年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聘为教授。如今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他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包括：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并且有广泛的著述。2015年2月，唐世平凭《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