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道”不能包治百病，但是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不是一讲到君子道社会就一片大好了。但是我们懂得问候父母、尊敬长辈、与人和睦相处，它在于使向外推的，我孝敬父母，我应该对爷爷奶奶孝顺，对叔叔伯伯好一点，对长辈领导也要尊敬。悌道，原来是对同胞兄弟，但要扩展到对同族兄弟、同学、室友、合作者要好一点。比如在台湾坐出租车，司机的第一句话如出一辙，“请问到哪里”，在那里用餐，服务生倒饮料时不慎洒出杯外，他轻声道歉，很快取出一张餐巾纸，轻轻将杯外的水渍擦干，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谈话，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服务，是一种境界和水准。在电梯上，所有的人都靠右侧站立，左侧留给着急赶路的人走，而所有上了左侧的人都赶紧大踏步走，不影响他人。叶兆言的一篇小说《失踪的女大学生》有一段话“候车的人很多，不排队，都聚精会神看手机。不一会儿，公交车来了，大家往车上挤，挤上去，继续看手机。一直觉得很多人盯着手机屏幕看，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喜剧感。”“周围环境太嘈杂，乘客大声说话，一遍一遍广播报站，外面汽车在使劲按喇叭……”我们乘车时，很疲劳，大家都在休息，可是会有人一直在车上大声打电话。而一些地方的公车上，每个人都很安静，即使有电话进来也都生怕惊扰别人而压低声音，司机会下车把你的行李按照顺序放好。而一些地方，一个行李随车还要运费，而且司机和乘务员吼三喝四的，这样的情况顾客感觉肯定很差，难怪人们说公德就是重视他人的存在，君子就是让别人舒服。
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受到规矩的约束就失去了创造力，西方一些好的学校的规矩像牛津、剑桥吃饭的时候还有规矩。去西方看看很有意思的是，守规矩在某种程度上非常刻板，但这不妨碍一个人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德国哲学家康德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至1804年去世，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因此诗人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
康德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使得他的邻居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谁说康德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呢？
怎么能说一个有规矩的孩子，一个懂得尊重某种制度的孩子就没有创造力呢，恰恰是从小不懂得尊重某种制度某种传统的孩子而有创造力的不多，我们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为科学家、文学家，大部分人以后应该是社会的好公民、子女的好父母，应该是父母的好子女，领导的好部下，部下的好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