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对党员干部的“德”，一直高度重视。2004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就在《求是》发表《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一文，指出领导干部“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在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同志也一再强调政德问题，认为治党治国之要，在于“筑起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
对于新时期领导干部，什么是“德”？2011年12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政治修养，要善于辨别、正确处理四组关系——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他还曾将新时期领导干部“德”的标准，概括为五个修养——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政德”的内涵与外延，为领导干部确立了思想遵循、行动指南。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廉不言贫，勤不道苦”……习近平同志引用的典故，对于官德有大量论述。这些言简意赅、意蕴深远的话语，从各个侧面回答了“什么是官德”“为何要官德”“怎么有官德”的问题。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作报告时的插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清，指的是清廉，公正廉洁，两袖清风；慎，指的是慎重，周密考虑，谨言慎行；勤，指的是勤勉，勤奋好学，刻苦上进。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正确使用手中权力，必须能够做到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经得住考验，严守党纪国法；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想干事、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为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忘我奉献，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能否干干净净干事，是每一位领导干部经常面临的重大考验”，这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领导干部做到这三个字，根本上说还是要加强修养、提升境界，培养和树立六种意识：信仰意识、公仆意识、自省意识、敬畏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
■ 原典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南宋﹞吕本中《官箴》
■ 释义
吕本中（1084—1145年），南宋诗人，历官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其所著《官箴》共三十三条。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他认为当官的法则，只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
关于吕氏《官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为康熙皇帝。另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的《陔馀丛考》记载：“各衙署讼堂多书清、慎、勤三字作匾额。”说明“清、慎、勤”业已成为清朝通用的“官箴”。故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标准是一面镜子。标准高一点、要求严一点，镜子的“分辨率”就会高一些，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纤毫毕现。无论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还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正因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较高的工作标准是一种动力”。有了高的标准，大家就会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一旦放松了标准，就容易一泻千里。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引用的这句古语所言，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效。多年来，针对改进作风，各种文件、各项制度，不可谓少，但为什么“四风”仍然在一些地方大行其道呢？原因还是在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因为注意防治疾病，才能做到不生病。
■ 原典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非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俯从其易，不得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力居其易，故福庆流之。……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
——﹝唐﹞李世民《帝范》
■ 释义
《帝范》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文献，成书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饬躬阐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不讳：死亡的婉词。书中，唐太宗对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选任和统御下属的学问，乃至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事务都做了颇有见地的阐述。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为：以上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中等的效果；以中等作为标准，只能收到下等的效果。《四库全书》本文下释为：“孔子曰：取法于天而则之，斯为其上。颜、孟取法于孔子而近之，才得其中。后儒取于颜、孟而远之，则为其下矣。既为其下，何足法乎？为儒者当取法孔子、颜子、孟子，为君者当取法于尧、舜、文王。”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可见，无论立事还是治学，一定要放宽视野，高定标准，这样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 解读
领导干部从走上岗位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在习近平同志看来，“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公权力，掌管着公共资源，公私分明、秉公用权，是起码的政治道德和为政操守。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在此之上，习近平同志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强调，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这样，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我们党？就是因为在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谋求的不是党的私利，不是党员干部的特殊利益，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这是极其朴素的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手中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更要时刻自省自警：热衷追逐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怎能兑现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又如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 原典
仲弓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
■ 释义
《二程集》是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二人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故世称“二程”。上面这段话是二程对《论语·子路》的解释。原文为：“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说的是鲁国的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向孔子请教怎样管理政事。孔子告诉他：“先责成手下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吏，让他们各负其责，宽恕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才来任职。”仲弓又问：“怎样发现并选拔贤才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至于你不知道的贤才，别人难道还会埋没他们吗？”对此，二程作了如下评语：“推此义，则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二程的学说被称作“身心之学”或“心性之学”，主张“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在他们看来，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国家兴盛；没有公心，一切从私心出发，会使国家灭亡。
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之江新语·做人与做官》等文中引用
■ 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齐治平”既是进行道德教育和践履的理论体系，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根本目的。这在《礼记·大学》中有非常完整的论述。由内及外，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国家、天下，个体道德在外化过程中不断完善、充实，达到化成天下的境界。换言之，先有修心治身的道德，后有经世治国的政德。
“重莫如国，栋莫如德”。对于一个党来说，要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拥护你、跟你走，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同样，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就不可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就不可能做到风清气正。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历来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修身养德，自觉陶冶道德情操，把“做官”与“做人”统一起来，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唯其如此，做人做事才会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
■ 原典
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故“次三曰农用八政”。
——﹝北宋﹞王安石《洪范传》
■ 释义
《洪范传》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重要哲学著作。王安石通过为《尚书·洪范》作传注的形式，阐述了天人不相干、灾异不足畏的思想。关于治国理政之道，王安石主张“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意思是，君主要先修心治身，充实德行，而后才能理政治国平天下。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中，“修齐治平”是一个完整的人格成就路径。《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在古人看来，任何设计严密的政治体系，最终均需落实到具体个人。所以，对为政者而言，个人修养水平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安邦治国的基础所在。